华北事变时间(华北事变时间地点影响)
提起抗战时的战略西迁，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他们先由南京迁往武汉，再由武汉迁往重庆，甚至在抗战后期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国民党一度决定把首都迁往康定。除政府外，西迁的还有经济、教育、文化等等。本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待得好好的干嘛要西迁？这就和持久战有关了。
我之前在持久战的那篇文章中提到过，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先前做过驻日武官，他知道以目前中国的实力无法与日军抗衡，所以他向蒋介石建议改变日军侵略路线，让他们由北向南的俯视进攻改为由东向西的仰视进攻，以及将四川等地作为抗战后方的战略构想（此前蒋百里也提到过）。既然要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后方，那么后方就必须要有资源，可此时西南等地除了人口和粮食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要将东部的资源向西南迁移。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军主力盘踞在东北，而且自华北事变爆发后，日军的势力就已经向华北渗透了，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必然会先入侵华北，然后沿平汉、粤汉线南下，而且华北是一大片平原，十分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推进，如果让日军在1937年就占领了位于中国地理心脏位置的武汉的话，那么将会给后面资源的西迁带来极大的困难，于是，淞沪会战爆发了。淞沪会战虽然最后以战役的失败告终，但成功地把日军注意力吸引到了上海，在战略上取得了成功。既然战略目的达到了，那么就开始着手搞资源西迁了。
首先是经济资源。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十年，国民政府搞了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高中历史课本评价这一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因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让一直被帝国主义压榨的民族资本主义再一次复苏起来。虽然那时期中国遍地军阀混战，但东部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相当滋润。截止到1937年，在中国就已经建设了3800家现代工厂，这其中有3300家集中在沿海城市，而上海就占了1200多家。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几乎等于零，一些沿海城市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在上海开打后，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牵头搞资源的迁移。
怎么迁移呢？如果人要走，你买张火车票就可以了，但要迁个工厂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尤其是重工业厂。当时要迁个厂必须要做到这些：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未复工前工人安置等等，除此之外还要解决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当时政府官员苦口婆心劝说工厂主迁走，可有些工厂主就是不听，因为他们想的是：就算日本人来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工厂、不需要商品了吗（后来没有迁走的工厂的结局可想而知）？在最后的动员下，其他工厂经过千辛万苦，中国工业星夜兼程地向大后方转移，由东南沿海迁往长沙、衡阳、昆明、桂林、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武汉会战爆发后，在武汉的工厂随政府又迁往重庆）等地，为中国现代工业保留了最宝贵的火种。
然后是文化的西迁。在中国古代自元朝开始，北京就成了后面元、明、清三朝国都，所以故宫存放了无数珍贵的文物。1933年初山海关陷落后，北平暴露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所以当时南京方面将故宫的文物装了一万多箱分批运往上海。在淞沪会战爆发前，这批文物又秘密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后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政府又派遣军队将这些文物和南京的文物分三批运往大西南：第一批80箱文物由南京经长沙入川；第二批7286箱文物走陇海铁路经陕西入川；第三批文物运送最为惊险，是在12月5日南京陷落的前一周，一共9369箱文物走水路经武汉入川。
这些文物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所以日本人也想得到，故而在运送的途中派出间谍阻止文物西迁。在文物运送的途中，一路上的惊险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文物的西迁实则是为了民族血脉的生存，是为了文化血脉的延续。
如果说故宫文物的西迁是关注度最高的，那么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则是教育资源的西迁。和工厂一样，当时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在工厂西迁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组织教育资源的迁移。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迁到了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了四川乐山……
当然，很多朋友会问，还有那三个最重要的大学呢？这三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家院校自平津沦陷后就一直向南迁移，于1937年11月，三家在长沙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但是后来日军的炮火开始向中部逼近，国民政府认为日后湖南将成为中日间的主战场（后来果然是这样），为了能够让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又让他们再迁往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入滇，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场教育的西迁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知识分子，为抗战后方建设培养了众多力量。
抗战时，这些资源的西迁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悲凉，但同时也促进了西部的发展，缩小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为持久抗战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