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典当行汽车出售(典当行北京)

典当

典当行是物与钱的中转站，但物与钱的一进一出，却足以窥见整个世相：从黄金、珠宝、奢侈品、车子、房子、古董、字画到烟酒、相机、手机、自行车乃至一条被子，典当品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犹如世事纷繁缭乱缭乱。

一位经营珠宝生意的女企业家带来一个翡翠手镯和一条翡翠项链。这是她2007年花800万买的“玻璃种”，现在市价过千万。她将它们押半年，借出380万现金以解燃眉之急。

一位刚到北京不久的年轻男人，带来了自己旧得看不出颜色的阿玛尼自行车和一个已不成形的旅行箱。他用它们作抵，借出100多元饭钱。

自行车和翡翠一起被锁进了装有24小时监控和红外防盗设施的库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库房的报警装置就会自动连通公安局。和它们锁在一起的还有金条、钻戒、名表、古董字画、包包、茅台酒、榨汁机、相机、iPhone…甚至清代官员上朝的黄金剑挎、西安博物馆鉴定过的清代黄金碗，都曾在这里现身。

除了活物、食品、化妆品、管制品，原则上只要“进得来出得去”的东西就能收。这就是从南北朝延续至今的典当行的生意。

80年代卖紧俏物资，90年代赶潮流，2000年之后典当“细软”

王先生今年55岁，入行35年。他是北京人，瘦长脸，年轻时头发茂密，如今已是“地中海”发型，显得额头格外光亮。大部分时候，他愿意穿宽松随意的T恤或夹克，讲起几十年来的见闻趣事栩栩如生，遇到重大场合，则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端起“资深典当师”的样子。

王先生在民品典当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尤其擅长手表和胶片相机鉴定。近几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带徒弟以及在徒弟们拿不准的时候一锤定音。

中国典当自古盛行，史载司马相如潦倒时把自己的袍子拿到集市上赊酒，有钱以后再赎回；老舍小说里的贫苦人家到了夏天就把唯一 一件皮袄拿去当铺换钱买粮，冬天再赎回来。

在传统社会，当铺素来名声不佳。典当家产被认为是穷途末路的表现，当铺大门和柜台间专设一块“遮羞木板”挡住路人视线。当铺的柜台高于前来借款的人，后者需要高高举起当品，这让店员高人一等，故称“朝奉”。

1979年，知青王先生回城，被分配到隶属北京市第一商业局的国营信托公司东单门店进口物资收购部。当时典当在中国大陆不被允许，由信托公司办理类似业务。二者的不同是，典当以借款为主，信托则一次买断。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国营信托公司在人们心中无非一个收二手货的单位，但收“洋破烂儿”地位就不一样了。当时进口产品紧俏，在这儿工作却可以天天和半导体、录放机、照相机、罗马手表、摩托车、微波炉等打交道，说出去很有面子。

王先生记得自己在挂着白色窗帘的进口物资专用小屋里第一次见到微波炉的情景：没有火，馒头放进去竟然就热了，还挺软乎。师傅告诉他这是“分子之间高速摩擦的结果”。

他还知道了从某些国家来的电器只能用110V电压，必须先接一个转换头才能使用。

出售这些进口产品的要么是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要么是拥有出国机会的有官宦子弟、政府工作人员、科察人员、排球运动员、知名演员。

“价格自己定，政策上只规定旧不超新。比如市场上80块的表，给卖家20，去海关补税10块，总共成本也就30块，往外卖五六十块。文化用品商店卖2400块的相机，信托公司就卖1600块。不仅比文化用品商店便宜，而且种类更新、更齐全，东单店一年纯利润可达到上百万。”王先生说。

整个80年代，相机、自行车、手表都是最受欢迎的商品。普通人家很少光顾信托公司，最多买块毛料呢子、劳保手套;社会名流则热爱这里，甚至一个星期要逛好几次。

“演艺界的梅葆玖、侯耀华、侯耀文，是店里的常客。名角们尤其喜爱意大利皮鞋、日本西服、欧洲手杖、英国眼镜。”王先生说。

1992年，北京恢复典当业，第一家典当行“金保”开业。第二年王先生担任典当师，负责接货、鉴定、定价。

和80年代的紧俏物资受欢迎不同，90年代的关键词是潮流。服装、录像机、VCD、随身听、功放、组合音响等都是典当行的热门货。光顾典当行的不再是社会名流，而是敢于吃螃蟹的赤膊小老板。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是大量资金流不稳定的小企业，典当行里的东西也千奇百怪。

王先生所在的珠市口门店卖过十几卡车“洛娃”洗衣粉。“洛娃”欠了另一家公司货款，还不出现金，就拉了一车皮等价值的洗衣粉去抵账。对方公司没办法，只好把洗衣粉拉到典当行，委托代售。

这批洗衣粉卖了大半年才卖完，当时典当行每个员工家里都堆满了洗衣粉。因为进价便宜，这笔买卖实际上进账可观。尽管如此，当那家公司再次运来几车洗衣粉时，店里员工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对方支到别的门店去了。

店里还卖过14卡车空调柜机。当时公路没有限高，空调在货车车斗里码得像两层楼一样高。好在这家企业一个月后资金就周转回来，把空调赎了回去。这批估价60万的空调，在典当行押一个月的手续费是3万。

还有一车羊绒衫。市价300多元一件，典当行估价50元一件。听起来是“贱卖”，实际上赚的是对方。

“一车羊绒衫有多少件他都不知道，更懒得亲自验货，也没有仓库放。我们四个人在烈日下一件件点数、验货，认认真真放上卫生球，拉进库房存好。全部下来我们只按比例收一个手续费，比他自己雇人租仓库便宜多了。”王先生说。

还有人拿国库券和铁路债券来典当。当时店里谁也没见过铁路债券，但这个行业里没人拒绝新玩意儿。为此他们跑到发行单位去当面核对真假，然后收下了第一笔有价证券。

国库券代表了往后受欢迎的典当品的特点：体积小保管方便、价值大手续费高。2000年后，典当行里的东西逐渐由货物变成了“细软”，比如珠宝、翡翠、钻石、名包、名表、黄铂金饰品等。

如今的典当行看起来就像高档商品专卖店，北京某典当行崇文门店一天收入的民品价值在数十万元上下。没有人愿收冰箱、空调、洗衣粉了，即使手表，至少也得是浪琴的，三四千元的天梭根本上不得台面，还不如一瓶80年代的茅台。

被淘汰的还有曾经的宠儿电子产品。苹果手机是典当行的低档货，市价4688元的6S也只能押2000元。

人们的家底越来越厚，典当师过手的宝贝也越来越多。王先生鉴定过6克拉的大钻戒、数百万的高档翡翠、只在杂志上才能看见的全球限量版手表。一块价值上百万的手表，王先生的鉴定过程不会超过15分钟，从顾客进店到拿钱出门，最多不过一小时。

仅有10%的货品不会被主人赎回，从而“绝当”。民品典当一般收入价为原价的3至4折，如果绝当，出售价约为市价的5至6折。此外典当行根据不同物品种类每月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以北京为例，民品为4.7%，汽车是3.5%，房子是2.5%（市场有波动，请以实际为准）。

绝当品和寄卖品销售让典当行吸引了众多淘宝客，社会名流也再次现身。因为他们知道典当行的商品不仅便宜，能淘到“孤品”，还绝对保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