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典当行(成都典当行哪家好)
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迹般地死灰复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这个头一带，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闸门，兴办典当行的大潮迅即随之而来，不久就遍及全国。
说来有趣，华茂的催生剂竟是分别刊载于《经济参考报》和《参考消息》报上的两篇短文。1987年9月，《经济参考报》摘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铺”在东京香火旺盛》，介绍了日本东京一家当铺的经营情况。这则短消息，令成都市华茂金属丝网公司正副经理黄福玉女士和赵克强先生非常触动，他们随即萌生了创办一家当铺的念头。同年11月3日，他们在《参考消息》报上又读到了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当铺》，得知当时的苏联首都共有8家国有典当行，典当余额7800万卢布，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多达1000万卢布。于是，他们更坚定了创办当铺的念头，并在11月10日以企业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开设“典当商店”的构想》，决心投身新中国的典当业。
当天，他们手持报告，首先迫不及待地走访了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得到接待人员的支持和鼓励，并请他们与市体改委接洽。找到市体改委，其构想正与体改委的深化城市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体改委立即派专人帮助他们制定议案，并决定将其列为成都市、区两级体改的试点。
当开办典当服务商行的报告正式递交后，市、区有关部门很快研究，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会上，工商、税务、物价、公安等部门都表示：新东西没有比照物，先干起来再说。成都市委、市府、西城区委、区府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亲自过问些事。市体改委、西城区体改办还分别派出专人协调，使各有关部门很快签字、盖章。不久，北京也传来消息，国家体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事表示赞赏和支持。这样，从提出设立典当构想后仅仅40多天，华茂典当服务商行便于12月23日领取了正式营业执照。
对此，新闻界反应极快。12月22日，《经济参考报》抢先发了消息。同一天，中新社也向海外播发。12月28日，成都市体改委举行记者招待会，蓉城出现典当的新闻广泛流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有60多家新闻媒体先后做过报道，华茂开始名扬四海。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热闹非凡。“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正式开业，宣告了新中国第一家当铺的诞生，标志着在中国大陆沉寂几十载的典当业从此复出。
华茂的出现，引起了各界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来了解情况，学习取经，考察调研，一致认为典当的复出是改革向禁区的挑战。但也有一些人感到不理解和疑虑，甚至忿忿然。如辽宁阜新的一位先生写信称赞：“真是有点胆量，你们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江苏溧阳县一位三代开过当铺的先生则热情地为华茂出点子、提建议。相比之下，有人认为“越搞越倒退，把旧社会的当铺也接过来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十分关注华茂典当。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高级行政助理丁道谦和欧阳旦先生，奉上级之命专程到华茂访问，称这家典当商行是“红色当铺”。
后来，美国驻成都总领总领事白瑞德先生也很有兴趣地亲自到访。提出华茂由哪个部门批准？为什么新中国第一家当铺不出现在北京，而是在成都开办？华茂今后靠什么来维持经营和生存等问题。另外，新加坡华裔家族大福当、五强当、联昌当联号公司从报上知道大陆首家当铺开张的消息后，其董事会成员及员工们都感到无比兴奋。于是由董事兰钦然给华茂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祝贺。信中说：“终究血浓于水，作为黄帝的子孙，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事业也还是事事关心的”，我们很想“为中国（祖国）尽一点海外赤子之心，也许还能为建设繁荣的新中国尽一点力”。
按照《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试行方案》的规定，关于典当期限：一般物品1个月；贵重物品或高值难赎物品2～4个月。关于收费标准：典当月利率6%，并视当物体积等情况收取保管费。关于比率：当物可销价格应在100元以上，折当率为50%
开业第一天，共有数位顾客走进华茂典当行。其中剪彩仪式刚完就上门的3位农村建筑队承包人，是与华茂洽谈头笔典当生意的客户，他们打算以几间私房典当速融资。接着，一位顾客想当一间10平方米的私房未能如愿；一位百货经营者则典当成功价值1万多元的金银首饰；还有一位企业员工用1台14英寸彩电典当了几千元。开业10天，华茂共做成13笔典当生意。其中1988年1月3日，成都蓉东金属结构机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光顾当铺的企业。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履行供货合同用厂里价值1万多元左右的积压物资典当，经估价折当，实际获取了急需的3000元资金周转。截至同年2月25日，华茂开业近2个月来，总共成交近百笔典当生意，发放当金9万多元，综合费用进项8000元。
毫无疑问，成都华茂为新中国典当业的复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继华茂之后，历史镜头便对准了温州金城。
当时典当业复出的一个特点是，分布广泛，地域宽阔，大多数集中于城市，极少数位于乡镇，且为富区带动穷区，沿海带动内地，内地带动边疆，典当之风由南向北而刮。尽管四川成都是新中国典当业的策源地，但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当”字招牌高挂。原因之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兴办特区，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比内地和边疆要走得快些，故尔典当业在中国南方省份也恢复的早些。
典当行的卷土重来述说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取缔市场形式，到最终市场会改头换面复归原位。没有什么能够抵抗得了市场的力量。典当业在现代文学描述中被定格于阴森的盘剥者形象，成为旧时代贫苦民众的一个象征性隐喻，当典当业在1987年卷土重来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典当业姓社姓资还是姓封的大讨论。
幸运的是，在这些讨论中，典当行隐喻含义被逐渐洗刷，类金融机构的本质逐渐恢复：典当就是要以财物做质押，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就是从事此类业务的类金融机构。典当行的高息，是因为风险高、期限紧，而不是因为典当业天然是穷人身上的寄生虫。事实上，典当业已经“当富不当穷”，以旧衣物、旧家具当两吊钱买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典当业作为市场的自然生存法则，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年之久，1949年后作为剥削方式被取缔，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典当行恢复经营。2000年以后，典当行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移交原国家经贸委统一归口管理，在2003年的机构改革中划归商务部管理；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典当管理办法》取代了2001年原国家经贸委的管理办法。可见，典当行业的恢复，上是接续传统，下是向市场回归，开拓市场深度。
市场无法满足不同借贷群体、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时，新的市场形式会应运而生，典当行加长了中国金融业中短期借贷的短板。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与政府批不批准、典当行利润如何无关。目前的现实就是，市场需要的短期借贷市场银行无法提供，金融机构有不同层级，银行信贷远远满足不了企业与个人融资所需，中小企业与个人急需调动头寸就得找民间金融机构与典当行。
相比于其他民间金融形式，典当行是幸运的，虽经历波折，却屹立不倒，并且成为各地争夺金融配置权的一种方式，遍地开花，已达到1300家以上，加上不计其数的寄售行、调剂行，一起构成了原始而有效的短期借贷市场。
作为市场转型期的类金融机构，典当行受到严厉的行政管束：设立除了需要正常的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外，还需要经过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省级主管部门以及商务部的审核批准，才能获得《典当经营许可证》，以及市（地）级公安部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门槛的提高，意味着成本增加、典当行数量减少、垄断程度的加深，因此寄售行等部分取代了小型典当行的地位。
与传统的典当行业不同，典当行有个吐故纳新、接受现代金融洗礼的过程。对于房产、股票、其他有价证券等当物，该如何估值、如何回避市场波动的风险，典当行必须与银行、期货公司、券商等一起，接受市场的风雨。
一个曾经遭到诅咒的行业，作为借贷市场的有益补充再次兴盛，也许我们该重新诠释这个隐喻，让市场更加阳光。
……
“如今的华茂典当商行，生意已经大不如前，8月以来没有接下一单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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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当业的阵痛与四个时期：
姚廷维自1993年担任成都典当同业公会秘书长至今，同时任全国典当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他说，华茂的新张，标志着在沉寂近四十载的典当在内地复出，华茂被全国60多家媒体以新中国第一家“红色典当”加以报道，名扬海内外。之后一年成都市又有三家典当行注册挂牌。
1989年10月，成都市典当同业公会宣告成立。这也是全国典当业最早一家行业自律组织。
1993年，人民银行下发通知，把一直属于体改委主管的典当行纳入人民银行监管体系，明令任何部门不得擅自批设典当行，典当行被定性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此披上了“金衣”。
人民银行监管的七年，成都典当业被重新洗牌，央行成都分行对全市170余家典当行进行了清理，只保留了61家。
姚廷维说，因当时央行严格限制了典当行的经营范围，不能信用放款，不能对外投资，单笔典当不能超过注册资本10%等诸多规定，加上人们对典当行的偏见，又逢国家治理经济环境，典当业发展缓慢。
1999年4月，华茂法人代表进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变更，黄福玉退下，吴高荣接任，总股本从原来的50万元扩大到500万元。公司地址也从西御街72号搬到了现在的武都路17号。
2000年，典当行又划归经贸委主管。
吴高荣2003年3月1日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说，由于当时人民银行管得过死，典当行业务范围太窄，造成经营困难。
2001年8月，国家经贸委正式对外公布《典当行管理办法》，扩大了典当行的经营范围，房产、股票等“经营禁区”渐次开放。
2005年，典当行划归商务部、公安部，同年4月1日，两部委联合公布《典当行管理办法》并从即日起施行，典当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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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富不当穷”与行业困境：
据姚廷维介绍，目前，成都市有76家典当行，从业人员500余人。76家典当行三分天下，盈、亏、保本各占三分之一。整个行业处于微利低潮期。
从成都市典当行同业公会提供的信息发现，目前接受的典当物品中，金银珠宝、摩托车、家电“老三件”已让位于“新三件”：房地产、股票和汽车，“新三件”业务占70%以上。
万本金说，来华茂典当的主要是房产和汽车，并且大多数是老当户。
2006年秋天，成都市武侯区一周姓市民要出国一个月，手里一辆新宝马尚没有车库，停在小区又担心被剐蹭，于是想到了去华茂典当。
经协议，周的宝马作价2万就当了。按照当月综合费率40‰，典当价格报得越低，费率就越低。按照2万元报价计算，一个月的综合费只有800元。也就是说，他此举等于为宝马交了800元的保管费。
华茂2002年财务数据显示，全年典当额450万元，其中房地产抵押典当380万元；汽车典当50万元。这已经是华茂效益比较好的年份，但与当时年典当额已在五六千万以上的同行相比，还差得很远。
目前，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老板渐渐成为典当行的主要客户。在银行融资主渠道之外，典当行已成为小企业和个体老板融资的又一个选择。这种“当富不当穷”也与过去“穷人进当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成都市典当行同业公会副秘书长谢自力说，只要手续齐备合法，典当放款最快只需一两天，相比银行快捷得多，所以，深得中小企业老板青睐。
不过，典当行业仍处于弱势地位。谢自力说，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典当法》，一旦发生经济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法官往往只能采用其他法律对照执行，再加上人们对当铺固有的偏见，使典当行在司法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典当行业门槛高，经营方位受限大，也是令典当业难以壮大的一个原因。
比如，有些地产商要以土地抵押借款，但《担保法》规定，土地作为抵押物，需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成都曾办理过此项登记，后被叫停。典当公司和地产商曾多次呼吁，甚至上书市两会，但至今没有回音。
典当链接根据《典当管理办法》规定，所谓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通俗地说，典当就是要以财物作质押，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以物换钱的融资方式，只要顾客在约定时间内还本并支付一定的综合服务费（包括当物的保管费、保险费、利息等），就可赎回当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