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小额贷款公司(乐清正规小额贷款公司)
农村合作银行
小额贷款广告
虽处炎炎盛夏，浙江众多被“资金链问题”炙烤得奄奄一息的企业，却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清凉:中央管理层密集调研东部沿海民企后，决定对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地下钱庄”改变态度，由堵转疏。5月，国家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快速反应，7月15日下发《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在银根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地下钱庄”曾异常活跃，一但它们走出灰色地带，能成为深陷“资金链问题”的民企的救命稻草吗？浙江暗流涌动的“地下钱庄”，究竟有多大规模？又为何能与地方民企互相依存？
带着这样的疑问，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浙江“地下钱庄”相对集中的温州、杭州等地。
带着对于浙江民间金融的诸多疑问，记者来到了温州、杭州。选择这两个城市，是因为温州地下钱庄的实力和活跃程度在浙江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还因为作为省会城市，杭州汇聚了省内及省外众多放贷人、想找钱的人。
抵达温州时，台风“海鸥”刚过，高温接踵而至，一如这里民间金融的火爆程度。
温州街头，没有很多大中城市那样随处可见的房地产中介，“代办各类公司成立、贷款、关闭业务”的公司招牌却满眼皆是；翻开当地几份主要报纸，几乎都有专门版面刊登担保公司“提供各类贷款担保”、“提供借款咨询”的广告；来到位于市中心的财富大厦，整栋楼80%以上的企业都是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这些公司除了帮助企业从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业务外，主要从事“地下钱庄”生意；如果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审批没有通过，银行业务员也会“顺带”给出一个电话号码，通过这个号码，企业主可以走向民间融资。
中小企业受困资金链
今年一季度，浙江省全部银行贷款增量144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增318亿元。
满眼担保公司的同时，记者听到最多的是中小企业资金链吃紧、从银行贷不到款的烦恼。自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中小民营企业头上都悬着“四把刀”———汇率、退税调整、《劳动法》带来的用人成本上升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众多中小企业因此资金链紧张。
浙江省银监局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银根紧缩”政策已使辖内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一季度浙江省全部贷款增量1448亿元，同比减增318亿元。其中小企业授信户数比年初减少11664户，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50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6%。如按小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同期全部贷款发放的进度估算，一季度浙江小企业贷款应增200亿元，实际同比少增150亿元。
这份报告还显示，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以寻求融资渠道。在目前温州的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现在的541828。
《关于温州担保公司贷款垫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9月，列入温州市经贸委备案统计的39家担保机构，已累计为6640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贷款53.49亿元，其中单笔在100万元以下的担保额占60%以上，为大量缺乏抵押物、被银行拒之门外的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创业资金支持。
明星企业深陷高利贷
飞跃集团申请破产，金乌集团董事长出走躲债，东洲集团董事长举家外逃……
“资金链断裂危机”，已经波及到了众多浙江明星企业。
2008年5月，台州飞跃集团资金链断裂，创立者邱继宝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关于飞跃负债的说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截至今年5月底飞跃的银行贷款余额为8.9亿元，还有几千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另一个是飞跃负债总额保守估计在30亿元以上，其中银行贷款约为16亿元。由于牵涉到上下游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浙江省官方力挺飞跃，邱继宝强打精神寻求突破。
6月，浙江省“青年星火带头人”、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出走躲债，留下全面停产的厂房和巨大的资产黑洞。义乌市政府证实，金乌集团及其相关企业总共向8家银行融资2.98亿元。但其民间借贷数额无法确切得知，有业内人士估计，金乌集团牵涉到民间借贷本金8亿元，利息6亿元。
6月，浙江东洲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炜东因资金链断裂，负债数亿举家逃往新西兰；丽水青田欧星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侨商李焕军远遁杭州。
7月，进口起亚浙江总代理、浙江众诚汽车贸易公司遭法院财产保全，所有资产均被查封。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至少有5400多万元的借贷资金到期未还，但是关于其欠下巨额高利贷的传言已在坊间流传。
……
台州市发改委“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汇报材料”进一步显示，自年初以来的三个月，台州共发生涉及银行融资的企业关停或企业主逃匿事件28起，危及银行债权2.18亿元。
钱庄月息最高十五分
台州月息普遍已达6分（年息72%）及以上，温州和义乌，没有8分利根本借不到钱
所谓地下钱庄，本质上就是高利贷，利息自然也就是每一笔民间融资最关键的内容。由于银根紧缩等原因，民间金融的利率最近连连攀升。台州市发改委6月份所做的“民间融资专题调研”统计数字显示: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为年利率12%，高于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5个百分点，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6倍。
但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官方公布的调研数字显然比较保守。主要从事原材料抵押贷款的黄某向记者透露，当下的台州民间融资，月息普遍已达6分（年息72%）及以上。“在温州和义乌，没有8分利借不到钱，杭州4分利以下也很难借到钱。只有关系好的熟人间拆借，利息才可能低一些。”记者采访到的几位业内人士，最近放出的款项月息最高甚至达到了12分至15分。
提前支付“高利贷”利息，已经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温州某担保公司的林先生讲述了他经手的一笔业务:房地产商王某找到他融资2000万元，周转两个月，提供房产抵押等材料，抵押物价值在融资额两倍即4000万元以上。办妥抵押手续后，林先生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白纸黑字的借条上写明的利息不一定高，但是在资金真正借给王某之前，“高利贷”的利息就已经支付了。按4分利算，借款方事先就要支付160万元的利息，利息通常直接在借款中抵扣，也就是说，王某借条上的借款是2000万元，事实上他只拿到1840万元。
表面繁荣内里很危险
谁放贷都能赚到钱，盲目跟风者日盛，业内人士担忧，高息借贷企业大多难以还款
也许因为身边的事例不少，入行门槛又不高，大量跟风者踊跃跟进。根据温州市工商局统计，截至2007年，全市已注册各类担保机构239家，总注册资本31亿元，其中近两年注册的担保机构占总数的2/3以上，而这个数据，还未将大量不曾注册的民间金融组织统计在内。
“最近我经常接到电话，要求拿钱给我放贷。”在杭州从事“地下钱庄”生意的丁伟（化名）说，这些要求放贷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某老牌自行车企业老总也找到他，说要将一笔巨款交给地下钱庄“钱生钱”。
尽管行业整体形势火爆，丁伟却越来越感觉到不安，他眼中的民间金融，如今已经开始变味了。最近大量跟进民间金融市场放贷的人，对民间金融的风险几乎一无所知。比如那位想找他放贷的知名自行车企业老总，一个劲地要求投钱过来，但说起可能存在的风险，却显得十分茫然。“这钱我不敢拿过来。”丁伟说。
一些中小企业主，主动选择关闭收益不好的企业，将回笼资金转为放贷。根据最新数据，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共有2.6万多家企业关门结业，略高于往年平均水平。温州商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有些企业并非被动倒闭，只是由于制造业整体环境不佳，开门生产利润很低，所以索性关门，把钱收回来投到利润更高的行业。
丁伟说，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群众盲目投资民间金融，企业全行业借钱，让民间利率节节攀升，两年前普遍为3分左右的地下钱庄月息，如今已经达到6分甚至更高。“3分利就是36%的年息，有多少企业的利润率能达到这个水平？更别说现在6分以上的利息了。之所以还有这么多企业借，主要是不借高利贷是等死，借了也许还能赌赢一把。不过这么高的利息，我看大多数人都还不出来。”
在丁伟眼里，现在的民间金融，就好像去年二三月份的股市，一片繁荣。什么人进来放贷都能赚到钱，什么人都想跳进来。很多人都知道有风险，但对于风险的具体威力并不清楚，就算看到现在有些著名企业资金链断裂还不出钱，但和股市里的散户一样，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侥幸心理战胜了一切。
丁伟和他的工作
一个“地下钱庄主”一步步走出来的民间金融之路———
玩转银行，钱庄才能赚高息
在杭州从事“地下钱庄”生意的丁伟，白手起家，围绕民间资本做“一切和资金有关的生意”。他和他手中掌握的大量民间资本，不属于在工商局注册的担保公司等单位，官方统计资料里从来没有他的踪影，可他又是地地道道的浙江民间金融的代表。
尽管不肯透露自己手头的资金规模，但丁伟说，他只做2000万元以上的单子，并且，应接不暇。
电脑商转型地下钱庄主
丁伟的入行经历，简单得超乎外人想象。毕业后他首先租了个店铺卖起电脑，当时卖电脑每天可以净赚1000元，几个月下来他也算小有积蓄，但是他一直在思考从事其他可能的生意。一次装电脑时，他遇到了做地下钱庄生意的客户，与客户的交谈就是他钱庄生涯的“启蒙”，结论是:资金生意有“钱途”。
带着从亲戚朋友手中募集到的资金，丁伟投入了他看中的行业。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一位来自上海的客户，要在股市里抄底，苦于没有资金，于是把总价1亿元的股票通过股权抵押的方式套取现金，用于短期炒股。丁伟拿出4000万元资金，他和同伴在宾馆开了个房间，对客户24小时“贴身看押”。在一个月左右的抄底操作时间内，他们一起过着同吃共住的日子，终于，客户抄底成功，丁伟也取得了开门红。
自此，丁伟走上了他的“钱生钱”的康庄大道。
在和记者见面的前后一周内，他经手的“直存款”在6亿元左右，仅中介费就至少能到手数百万元，而这还不是来自于他的主业———“地下钱庄”。
一周内运作六亿直存款
杭州一间咖啡店内，丁伟出现在记者面前，这已经是约他采访一个星期后的事了。就在3天前，他刚在这里完成了一笔1亿元的“直存款”业务，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第二天，他还要处理几笔总额达5亿元的“直存款”。
采访自然而然从“直存款”开始。所谓直存款，就是借款人虽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但由于银根紧缩，银行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而无法放贷。于是，借款人为该银行吸收一定数额的存款就成为从这里贷款的前提。没钱存怎么办？借款人只能求助于地下钱庄。钱庄联系“银主”，将约定资金存入指定银行，银行随后按正常程序向借款人放贷。
以上只是直存款的标准模式，丁伟允许记者跟踪采访而记者因事错过的那笔1亿元的直存款业务，就是这种。1亿元资金存入银行一年，银主不仅可以拿到4.14%的银行利息，还可以事先拿到了下家额外支付的近5%的贴息。
但是，直存款中还有许多门道，丁伟拒绝记者跟踪的5亿元直存款业务就是另一种。“如果存银行定期，你可以看，但明天的几笔都是存活期。”丁伟解释，有关部门规定，如果是一年期定期存款，银行必须上报央行并接受监控，而活期存款则不必上报。“说白了，存活期就是银行可以直接拿这笔款项出去放贷，绕开监管。”具体操作时，“银主”将银行存款单和“一年内不查阅不调动存款”的承诺书给借款人看，随后借款人一次性支付贴息款，贴息率一般在15%左右。
浙江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众多申请者冷静面对
小额贷款公司
其实并无多少利润
7月15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9月至10月，小额贷款公司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即可正式开展业务。明年1月视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在全省的推广力度。相关文件显示，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意义在于，增加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供给。并在取得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范围，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
根据浙江省银监会的有关文件，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义乌市可增加1家试点名额。
浙江省的“地下钱庄”从业者，以及正在谋求资金出路的大型企业，闻风而动。
申请者声音:
充满信心之外也有担忧
在位于温州乐清北白象正泰高科技工业园的正泰集团，该公司财务部的朱总经理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在他办公桌上的电脑里，是一份刚刚完成的“关于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调研报告”。
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规定，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条件门槛在浙江各地最高。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的名优、骨干企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申请地为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6县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作为温州具有代表性的明星民营企业，正泰已经向温州有关方面递交了关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按照朱经理的理解，正泰占去乐清市的名额，应该不成问题。
虽然充满了希望，但朱经理仍然显得很冷静。他认为，就目前有关部门下发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后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将是融资渠道单一、盈利模式单一以及利息限制的问题。朱经理说，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允许注资不大于注册资本50%的额度。但即使通过银行注资50%，最多也只有3亿资金可以运作，这样的话，新公司的整体规模不会太大。加上利息定价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超过银行标准的4倍。这些规定都让襁褓中的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多少利润可图。
其次，风险控制是摆在小额贷款公司面前的难题。朱经理认为，有关方面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后，必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放贷规模每笔都在50万元至100万元。服务对象规模偏小的背后，隐含有企业资质不佳、信用等级差、业务不稳定、评估难等因素，对其放贷的风险控制也更加困难。此外，既然规定各县市（区）都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不知对于这些公司的跨区域经营方面有何限制，如果规定当地小额贷款公司必须服务于当地企业的话，该公司容易一股独大，规避风险的能力必定也大大下降。
同行业声音:
小额贷款公司能力待考验
在杭州庆春路上的浙商银行大厦里，该行贷款管理中心副主管经理邓林俊昌接受了记者采访。
作为银监会指定的3家小企业贷款试点行之一，浙商银行自2006年设立第一家小企业贷款专营支行———杭州城西支行开始，就进行小企业贷款专业化经营。
作为一家在小企业贷款方面颇富经验的银行，邓林认为，根据有关规定，襁褓中的小额贷款公司终究还只是贷款公司，无法提供更为复杂的结算、理财等银行服务，对改善整个中小企业贷款难现状的作用，还有待时间考验。
村镇银行牌照很诱人
既然前景不明朗，为何还能吸引大量申请者？
村镇银行牌照很诱人
小额贷款公司可能发展成为村镇银行的说法，也许才是吸引正泰、还有其他大量申请者的真正原因。银监局在相关文件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村镇银行，于是，首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也被民间理解成了村镇银行牌照的申请。正泰的朱经理说，如果发展成为村镇银行，就可以吸收民间存款，将更多民间游资归拢并运转起来，那时候才有更大发挥余地。
目前，以每家小额贷款公司吸收2亿元民间资本计算，温州16家小额贷款公司，将收编32亿元民间资金，这与整个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相比，有点九牛一毛。根据温州市金融办提供的数据，2007年温州流动性民间资本超过3000亿元。更有人估计，整个浙江的流动性民间资本或可达1万亿元。
钱庄经营五种模式
第一种，抵押借款。包括实物（房产、货物等）抵押和无形资产（股权等）抵押，这也是目前民间金融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地下钱庄会要求借款方办理抵押登记，并且做好买卖协议。一旦无法还款，可以立即过户或将抵押物买卖处理。
第二种，摆账。有些企业在经营谈判过程中，需要向有关单位证明自己的资金实力，于是借用地下钱庄资金摆入自有账面，等有关单位看过后归还。为了规避风险，地下钱庄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身份证，并且瞒着借款人用其身份证到银行开户，存入所借款项，然后凭借该存款开出承兑汇票。一般承兑汇票可以开到存款金额的两倍，于是，地下钱庄取走承兑汇票中一半的资金（即本金），将剩下一半（即借款人要求的部分）借出。借款人在不知不觉间将钱借给了自己，万一归还不了，也是自己兜着走。
第三种，保证金借款。一些企业在招投标时需要出具保证金，地下钱庄出借这部分资金，一般比较安全，利率也不高。但是如果是企业为了盘活被法院冻结资产的保证金，或者与法院发生关系的保证金，危险系数就直线上升。“基本都拿不回来。”业内人士说。
第四种，同行资金拆借。地下钱庄同业中，有些接到一笔借款要求却一时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向知根知底的同行拆借以解燃眉之急。这种借贷基本没有抵押，但是利率非常高，通常按天计算。
第五种，委托贷款。主要发生在房地产企业等通过土地抵押贷款的借款方身上。由于国家有明确规定，只有金融机构才可以接受土地抵押，所以民间的土地抵押借款必须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力量才能完成。地下钱庄与借款人商量好各项抵押贷款细节后，找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由其出面放贷，但事实上真正的出钱方是地下钱庄。
■专家看法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曾经出版《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2006）、《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2005）、 《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等著作，对民间金融有多年的研究。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民间金融是自动稳定器
在温州现有的3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的初始资金都来自民间借贷。冯兴元认为，在宏观调控的条件下，民间金融是维护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自动稳定器。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进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为村镇银行探路，探索疏导民间资金，是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一旦金融渠道多元化的局面打开，就能自然起到抑制民间金融的作用。
政府监管重在预警监测
对于《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到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若干规定，冯兴元认为试点工作“限制太多”。采用核准制放开注册更好一点。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开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试点。
冯兴元指出，纳入正式金融与民间金融，都是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允许民间金融的自然存在。政府所要做的，应该是提供预警、监测其运行。最重要是防范和打击金融欺诈行为。
■链接
海外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介绍，在如何疏导民间资本，扶持农民及中小企业方面，海外有些经验可供借鉴。
在印度，民间金融利率是放开的。一些农户经营活动的借贷利率达到了36%-40%；在菲律宾，不论是国有银行还是非国有银行，都可以通过先贷款给粮食企业、再由粮食企业转贷给农户，粮食企业负责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民收获时，粮食企业直接到田头拉走部分庄稼，作为还本付息；在南非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出台了相关“放贷人条例”，允许企业对企业借款，为民间放贷人的放贷确立了规则框架。